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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云谷小区的隐蔽处有一栋白色的三层小楼，这家太阳雨儿童发展中心是孤独症孩子的栖息之所。
2月16日上午，新学期开学了，该中心迎来了25名特殊的儿童。上午10时许，十多名孩子正在一间面积约50平方米的活动室内上活动课，旁边围满了大人。
大眼睛、浓眉毛、苹果似的圆脸蛋，水汪汪的眼睛像两粒黑葡萄，一位小男孩正在教室里顽皮地奔跑着，一幅天真无邪的样子。
“你觉得他和正常的孩子没区别，是因为你才看见他三分钟而已。”训练中心负责人林丽萍老师告诉记者，这位叫小鹏（化名）的小男孩今年5岁。记者走过去，喊他的名字：“小鹏？”小男孩停了下来，但眼睛却望着别的地方。记者轻轻扳过他的身体，可小鹏丝毫不愿意和记者进行目光上的对视，记者继续喊：“小鹏？”但他就是不愿意看记者一眼，还不时地晃动脑袋。他要跑出记者的视线，培训中心的老师过去拉他，他拼命挣脱，逃不开就哭，哭得人心肝儿颤。记者只有走开。
在旁边一间单独隔开的小教室里，一位老师正拿着几张卡片教一位男孩子认识动物。“这是一对一训练。”林老师说，这是训练孤独症孩子说话的一种方法。
记者见到，这原本是一间大教室，用几块木板隔成了一间间小教室。在这间狭小的教室里，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小椅子，还有一些简单的玩具和几张卡片，这些卡片上分别画着老虎、狮子、猴子、大象等各种动物的图案。“跟老师念，老——虎——”老师分别拿着这几张卡片，教小男孩逐一念过，每一张卡片分别念了七八遍，但小男孩的发音含糊不清。之后，老师随便拿起桌子上的一张卡片问小男孩：“这是什么？”小男孩无动于衷地呆望着她。
见到记者进来，老师让小男孩向记者问好。“跟老师说，叔——叔——好——”老师诱导着，说了五六遍，小男孩始终低着头，拨弄着一个玩具盒，头都不抬。
在这里，记者最大的感觉就是无助。每个孩子都在眼前，却感觉那么遥远。
两个故事
孤独症患儿家庭的悲苦遭遇
孤独症患儿的孤独并非是一个人的孤独。一个孩子一旦被确诊为孤独症，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被社会拒绝；在冷漠中，受围困的是整个家庭可能逐步走向抑郁、焦虑、孤独，甚至被拖垮。
一个母亲的自责与煎熬
陈女士（化名）之所以不愿意面对媒体，理由很简单，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有一个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更不愿意让孩子因此而受到歧视。在记者的承诺下，陈女士向记者道出了隐藏在她心里多年的痛楚。
“像每个妈妈一样，有了嘟嘟后，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寄托了我全部的爱和希望。”但4年来，陈女士从未享受到做母亲的幸福感。因为她的孩子嘟嘟是一个典型的孤独症儿童。
3岁之前，嘟嘟跟其他的孩子没什么不同，甚至能通篇背出《百家姓》与《三字经》。提起儿子的过去，陈女士脸上就会闪现出骄傲的表情。嘟嘟3岁那年，由于陈女士上班路上不小心摔断了腿，只好在家里休息。这半年的时间里，陈女士只好将嘟嘟关在家里，让他独自一人在家里看电视。看电视时，嘟嘟对电视里的广告词过目不忘，能背出许多广告词，一字不落。这更让陈女士夫妇俩对嘟嘟的智力深信不疑。
直到那年，陈女士把3岁半的嘟嘟送到幼儿园。不久，老师就反映嘟嘟上课时坐不住，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
“好好的，怎么变成了这样？”陈女士怒不可遏，朝嘟嘟的屁股连打了几下。然而，越打情况越糟。嘟嘟要么四处乱跑，把屎尿拉在裤子里，要么独自发呆，甚至不喊爸爸妈妈。
之后，陈女士夫妇俩带儿子到医院检查，结果都一样：孩子身体很健康，可能就是说话有些迟。直到2006年，陈女士和爱人带着嘟嘟去北京求诊。他们与全国各地前去求医的患者一样，每天天不亮就跑去排号，呆了一个星期才见到专家。最终，专家给出三个字——“孤独症”。
“孤独症！”陈女士脑袋“嗡”地一声，如同遭遇晴天霹雳。在京才几天就花了上万块钱，如果参加专业矫正训练还要排号等上几个月，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返回泉州。但是，陈女士和他爱人仍然抱着希望，带着孩子先后辗转上海、广州等各大医院求诊。回忆往事，陈女士感到很痛苦，她认为，把儿子关在家里看电视是儿子致病的原因之一，她的自责与日俱深。
“花费了几万元，他还是不会说话。”许多时候，陈女士出神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看着他高兴着自己的高兴，忧伤着自己的忧伤，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任凭你对他百般呵护，任凭你想尽办法逗他，他都浑然不觉，无论你是哭了还是笑了，他都无动于衷。
责任编辑： fly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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