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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穿白大褂的医生
“你们是哪儿的医生，怎么不穿白大褂呢？”医疗队所到之处，经常有人这样询问。在人们看来，医生只有穿上白大褂，才真正像个医生的样。奇怪的是，不穿白大褂义诊恰恰是高成华教授对医疗队员的第一个要求。
中国聋儿康复中心的高成华教授，以自己30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医疗队员：正常孩子都害怕穿白大褂的大夫，何况聋儿呢？为聋儿测试，首先要清除孩子的紧张、恐惧心理，态度要亲切，语言要温柔。记者注意到，这位博士生导师带来的由他和学生---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副主任孙喜斌共同设计的听觉评估仪，可发出20分贝到125分贝的鸟鸣、蛙鼓和钟声，很适合儿童心理。在他的建议下，医疗队员还在检测车内挂了各色毛绒绒的玩具，使测听环境充满温馨。果然，前来接受测听的聋儿开始还充满敌意，但一到了高成华和医疗队员的手里，就放松了警惕，配合默契。人们说，这高教授真有招儿。
高教授的遗憾
八五一0农场是医疗队此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场直中学初二·三班的贾汝华用含糊的语言诉说了她的病情。7岁那年，她因感冒打庆大霉素致聋，从此后，她上课坐在第一排，成绩却总是在最后。因为她耳聋，父母又要了第二胎，现在父母双双下岗，这使得原本困窘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经检查，贾汝华若戴上助听器，基本可恢复正常人的听力。医疗队决定捐赠给她助听器，14岁的贾汝华听后鼻子一酸，流出了眼泪，随后飞奔出去给邻居家里打电话，让他们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她的父母亲。她的父母匆匆赶到后，紧紧握着高成华的手表示感谢。高成华说：“我们来晚了，不然，这孩子的学习成绩不会这么差……”
宋丽丽，这个13岁的女孩人如如其名，长得清秀，美丽，只可惜是个聋哑人。她的母亲听说有专家在牡丹江分局义诊，急忙把她从密山市聋哑学校接来。据她母亲讲，宋丽丽也是药物致聋的，那年她仅3岁。后来送到聋哑学校，因错过了最佳语言学习期，现在即使戴上助听器，她也说不出话来。
见她用清纯的眼睛无助地看着我们，医疗队员们不得不难过地转过头去……她妈妈听了高教授的解释后仍不甘心，把记者拉到走廊，急切地说：“听说你是记者，说话有份量，你再去帮我们说说。”当记者说明情况时，这位母亲长叹一声，哽咽着说：“你们要是早点来就好了……”
“我们来晚了。”这是高成华教授对患者，对医疗队，甚至是对自己常说的一句话。这次义诊，有一半左右的孩子年龄超过了7岁，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有的像宋丽丽一样被送进聋校，从此进入了无声的世界；有的虽然戴上了助听器，但由于忽视了语言训练，说话口齿不清，仍给学习、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高教授说，许多家长一看孩子听不见，马上带到医院去看，一旦听说治不好，他们或是把孩子送到聋哑学校，或是为孩子戴上助听器。助听器不是眼镜，戴上助听器的孩子，如不进行语言训练，其语言能力还是不能和正常人一样。过去说“十聋九哑”，其实，只要孩子大脑发育正常，配戴上相应的助听器或人工耳蜗，经过听力语言训练，完全可以达到“十聋九不哑”。
理事长的决心
医疗队的到来，受到聋儿家长的欢迎。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带着孩子去哈尔滨、北京、上海等地求医问药，花去了许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如今专家上门看病，怎能不令人高兴？他们说总局残联办了一件大好事。而听了这话的总局残联理事长董兴业却不无忧虑。他说，在这次义诊前，我曾6次去中国聋儿康复中心进行咨询，感觉垦区的聋儿康复工作开展得太晚了。聋儿的康复，不同于白内障康复，双目失明的人经20分钟手术即可重见光明。聋儿的康复需要经过细致的听力检测，然后要做耳模，戴上相应的助听器。在这以后还要经过漫长的语训，才能见效果，所以说，聋儿康复需要时间和过程。而目前，垦区还没有一名聋儿语训教师，机构设置也不全。流动义诊的方式虽然好，但时间长了，没有经费来源，巩怕难以支撑。董兴业说，做好聋儿康复工作光靠残联一家不行，它需要家长、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及民政部门、社区服务紧密配合，共同努力。
但董兴业对此项事业仍满怀信心。他说，在今年的人代会上，朱?基总理首次提出关注弱势群体问题，总局常委也非常重视此项工作，支持我们成立了聋儿康复中心。下步我们打算在康复中心设立门诊部，为聋儿检测、验配助听器；成立社区部，负责复查、调研聋儿的情况；成立语训部，让戴上助听器的聋儿经培训后和正常人一样说话。这些工作要抓紧实施，刻不容缓。
八五三农场小学二年级的王晓烨，这个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在接受检测后，眼含热泪，用不甚清晰的语言，对医务人员说：“叔叔，阿姨，再见!不次请你们早点儿来。”王晓烨的话代表了广大聋儿和聋儿家长的心声。
来源：黑龙江农垦残联 （赵淑云、林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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