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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接受这样的行为与价值观，即能听的人是“标准”的、“正常”的，然后去丈量聋人与这一标准的差距与不同……并将这种差异视为消极。该观点还认为聋人有什么地方出了错，而这种错可以也必须加以修正。据此将聋人社会定义为：一群因失去听力而不能正常听到别人讲话的人；一群因失去听力带来的交流障碍而存在学习与心理问题的人；一群不“正常”的人，因为他们不能听。13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外人”（outsiders）视角，必然带来对聋人的家长式的压制行为与态度，并将这一观点称为“听觉主义”（audism），与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并列。而与此决然对立的文化观则把聋人社会定义为：
一个依靠共同享有的交流工具（手语）提供基本的群体内聚力与认同的人群；一个拥有一种共同语言（各种手语）与共同文化的人群，他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基本方式是视觉性的，所共享的语言依靠身体姿势产生并依靠视觉接收。
有趣的是，也是在这一年年中，同性恋在中国被从精神病名单中取消，长期致力于同性恋研究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在一次关于福柯的 演讲中提到：“应该质疑的是，人之性关系为什么一定要在异性之间，那才是不正常的”。这句话移植过来就是：“人为什么一定要能听，那才是不正常的”。正如“美国手语”网站的一篇文章所说：“聋不是残疾（disability14），而是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15。既然男性与女性，有色人种和白人以及高矮胖瘦的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生理基础上建立起平等，聋人与听人的生理差异为什么就会一定要导致不平等呢？正是在此平等的基础上聋人建立起自己的社会认同，并将认同与不认同这一观念的聋人按首字母大小写区分为Deaf与deaf。维系着这一认同的基础是手语，一些激进者甚至看不起说话的聋人。
以聋人认同为基本立足点的《聋》片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那些聋人小孩，他们没有更多的成见时，往往并不把聋看成不正常。例如一位青年女聋人谈到她小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过成年聋人时的困惑时，她出乎意料的不是像许多听人所设想的那样认为聋人20岁后就变成了听人（笔者曾以“她会怎么想”问过许多听人），而是认为聋人过了20岁就要死。而那位年龄最小的聋人弗洛朗期更是肯定地说：“我能听”，他的那句“名人名言”：“我看，所以我能”（I look so I can hear）成了该片的招牌对白。如果把非聋人说成是“正常人”或“健全人”的话，对聋人的称呼就不可避免的是病人，例如《无》片中正式场合称呼聋人的英文翻译是“Hearing impaired”（听力受损者）。以“Hearing People”和“正常人”为标志，是否认同聋人社会是两片的根本区别。《聋》片更准确地说是一篇文化研究对聋人问题的研究报告。后文还将提到这一点。
应当补充的是，其实作为自然科学的生命科学对生物多样性也开始有了这样的认识，因而在国内也有人质疑：“人类忽视生物多样性、对其他生物不宽容，最终要使人类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样，人类对自身多样性的忽视或不宽容，也要付出历史的和经济的巨大代价”16。人类基因组中国负责人杨焕明在一次讲话中谈到人们对基因的误会时也说：“基因无所谓好坏，造成一种疾病的基因往往是抵御另一种疾病的武器，只有基因多样化才符合人类的利益”。
三 手语与聋人电影：对立的视点
从两部影片对非聋人的不同称呼与称呼的出现频度差异，我们已可隐约感到它们的根本区别：视点问题，即站在那一方来看待和描述聋人，是谁在言说聋人，聋人自己，还是外人（outsider）？
《聋》片中穿针引线的人物是手语老师聋人克洛德，导演力图把自己的叙事角色淡化，只扮演着一个忠实的记录者的角色。影片没有一句解说词，导演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并不是表现某种纪录片的客观性，只不过把在摄影机前表达意义的权利尽可能的交给聋人自己，关键还是谁在掌握对聋人的再现权力的问题。通过这种对聋人自己主体性的呼唤，使《聋》片不仅仅是一部聋人题材的电影，而且是一部“聋人电影”，其特点是聋人言说自己，尽管导演本人并不是一个聋人。作为纪录片，导演做了一些处理，强化了片中聋人的叙述主体角色。一是间隔打断的聋人手语陈述，如同面对面坐在观众跟前交谈；二是导演故意穿帮，将叙事本身展现给了观众。最为典型的是在拍摄年龄最小的聋孩子弗洛朗期与他的听人妈妈在草地上交流时，弗突然将头顶上同期录音的话筒拉入画面，冲着话筒乱叫，然后又走向摄影机对着镜头做鬼脸，而拍摄人员不加干涉。此外，影片正式开始后第一个陈述的聋人谈的是他年轻时与一个导演邻居的交往，他演员梦的破碎，尽管他完全可以像当时其他演员一样对出嘴形再由他人配音。这位聋人显然是与当时在现场的菲利贝尔交谈，导演在此将自己可能的偏见提醒给了观众，也通过这些处理，观众如同置身拍摄现场，倾听聋人，而不是导演的叙述。传播的中间环节——导演因此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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