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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报报道】她叫郑璇，有两个在网上几乎不会重名的网名：一个叫“其叶青青”，一个叫“空里流霜”。郑璇说，这两个名字就代替着她的两只耳朵，倾听别人和世界的声音。
郑璇两岁发高烧的时候，因为被医生注射了过量“耳毒性药物”卡那霉素，导致她成了一级听力残疾。但这个生性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并没有接受命运的安排，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她不仅考上了大学本科，念完了硕士，还在半年前通过了复旦大学手语语言学专业博士生考试，成就了一段从“小聋女”到博士生的传奇。此外，她还热衷于中国民族舞蹈，先后加入湖北省和上海市残疾人艺术团，曾与著名聋人舞蹈家邰丽华同台演出《千手观音》。
刚刚当完全国爱耳日大使的郑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完全让人感受不到这样一个美丽而乐观的女孩和常人有什么不同，在说起自己的坎坷经历时，她始终保持着甜美的笑容。最后，她还会字正腔圆地告诉你：“我表达了自己，我获得了生命。”
两岁·遇庸医失去了听力
1981年9月24日，郑璇出生在武汉。这个活泼好动、天资聪颖的女孩，给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欢乐。谁也没有想到灾难很快降临到这个美满的家庭。
1983年秋，刚刚两岁的郑璇感冒了，发起了高烧。当时，爸爸郑茂林远在南海舰队服役，家里只有妈妈镇明华一个人，上班、做家务，又要照顾孩子，她每天忙得团团转。无奈之下，妈妈带郑璇去医院开了几盒卡那霉素，请厂医务室的医生帮忙注射。
卡那霉素是一种“耳毒性药物”，虽然治疗发热疗效明显，但使用不当极易引起听力减退，现在临床上早已被限制使用。更糟糕的是，那个厂医，居然忽略了幼儿剂量减半的要求，粗心地把药以成人的剂量全部打进了小郑璇的体内。
烧很快就退了，郑璇也回到了幼儿园。可不久，幼儿园阿姨告诉郑璇的母亲：“这孩子不知怎么没有以前活泼了，对声音反应很迟钝。”惴惴不安的母亲将女儿带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极重度神经性耳聋，一般人能听到的声音范围在0到120分贝之间，而郑璇的双耳仅剩下95、110分贝的残余听力。根据有关残疾标准，郑璇已经属于“听力一级残疾”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日常交谈的声音一般在50分贝左右，马路上汽车高音喇叭的声音在90分贝左右。”郑璇这样向记者解释。而110分贝，基本就等于全聋了。
看着医院的检验报告，父母的心碎了。根据医学标准，郑璇属于“听力一级残疾”，而神经性耳聋更是被看作医学上的绝症。他们不敢想象，孩子这么小，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的美好，就失去了听力，打上残疾的烙印，这未免太残忍了！
从那时起，父母便陷入了奔波之中。尽管神经性耳聋被看作医学上的绝症，但怀着一线希望，父母还是领着小郑璇不停地四处求医，北京、广州、深圳……中医、针灸、气功都尝试过了，求得的都是同样令人绝望的结论。俗话说“十聋九哑”，没有了听觉上的刺激，小郑璇很快就把原来所学不多的语言全部忘记，终日沉默，不愿开口。
五岁·语言能力接近正常孩子
自从陷入了沉寂的无声世界，郑璇的一切都改变了。她不仅无法继续学说话，就连原来积累的一点语言也忘得一干二净。幼儿园没法上了，妈妈只得把郑璇领回了家。没有声音，没有感知，已经三岁的小郑璇成了一个“小哑巴”。
为此，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了武汉，外婆也提前退休，从监利老家来到江城。
可是到底怎样学呢？这是摆在全家人面前的课题。好在孩子的左耳还有微弱的残余听力。于是，父母节衣缩食，托人去天津买回了当时国内最好的盒式助听器。每天，外婆和母亲轮流在她戴有助听器的耳边“喊”，教她认字和发音。外婆嗓子喊哑了，母亲接着喊，一天就这么喊上四五个小时。可是，对一个靠助听器勉强辨声、语言功能已沉睡太久的聋孩子来说，学习语言是一件多么艰难、多么别扭的事呀。由于辨音能力差，许多正常孩子轻而易举就能分辨出的语音差别，在郑璇的耳朵里却是一个样。家人就从拼音开始教起，韵母a，o，e还比较顺利，声母z，c，s和j，q，x就困难了。许多字音即使郑璇听清楚了，也很难运用喉舌唇齿把它们正确地发出音来。一个音经常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学。“妈妈，我要吃太。”郑璇总把“菜”念成“太”，光纠正这一个发音，全家人就足足用了一个多月。
郑璇还记得，当时家里买了一个很大的双卡收录机：放儿歌，录口语。为了不干扰邻居，即使是夏天家里也不得不挂上最厚的窗帘。都说武汉的夏天像火炉，全家人就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火炉中，每天汗如雨下地帮助郑璇练习发音。这种家庭语言康复训练一直进行到五六岁，小郑璇逐渐什么话都能说了，尽管很多字音还咬不准，但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父母想尽办法把郑璇送进一所普通小学。尽管郑璇戴着助听器，坐在教室第一排，但对老师的讲课内容她听清的还不足一半，听懂的更少。同时，由于与人交流不便，她在同学中不受欢迎，经常成为同学们恶作剧的对象。助听器被抢走丢进水沟，进教室门时被门框上的扫把砸到，被淘气的女生扇耳光，这样的遭遇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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