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偏见，曾如坚冰般沉重而寒冷

        与今日的风光相比，智障儿的过去曾走得十分艰难。

        十多年来，曾义没少为女儿流泪。赵曾曾两岁多时还不会说话，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子“傻气”。经医院检查，孩子患的是先天愚型唐氏综合症－－女儿是个智障儿。赵曾曾９岁时，父亲患肺癌去世。这时，曾义已经有两个女儿，并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供孩子读书，她曾同时打两份工：白天给人看车棚，晚上到一家饭店当临时厨师，非常劳累。

        更让曾义感到心酸的是，赵曾曾常遭人白眼、甚至被人欺负。“带孩子出去，人们看曾曾的眼光充满了好奇和鄙视，好像她是一个怪物。其实，许多智障孩子虽然性格内向，反应迟缓，口齿也不清，但他们心里却很敏感，对他人的这种目光感到很害怕。”有一次，赵曾曾摘了邻居家种的花，邻居用极难听的话对她破口大骂，她说不出话，只是哇哇大哭。曾义说，想到自己过得这种“自己辛苦、孩子受苦"的日子，有一段时间，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偷偷哭上十几分钟。

        上海普陀区启星学校副校长郭海瑛说，前几年，老师带着学生们出去郊游，经常遭受路人投来的怪异目光，人们似乎在看一群怪物，甚至有人会叫“你们看，有这么多傻子”。在启星学校，曾有位年轻女教师，直到结婚还不忘叮嘱新郎向公公婆婆保密自己的职业，要求只说她是“小学教师”。还有一位从其它学校借调来启星学校的教师，一年借调期满后却决定不走了，为此本就有些看法的男友与她分手了。上海虹口区曲阳路街道“阳光之家”的张心亚老师有一位智障女儿，今年已经３１岁了。她说，女儿小时候曾经在一所普通学校读书。当时，如果有外宾或领导到学校参观，女儿就会被单独安排进一个小房间，因为怕她的露面会“影响学校形象”。

        社会对智障人士的偏见曾经深刻而持久。多年前，包括智障人士在内的残疾人曾被称为“残废人”；于２００４年改名的“中国特奥会”，其前身则是成立于１９８５年的“中国弱智人体育协会”。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智障人士的母亲都曾向记者透露，因为担心自己老了以后无人照顾智障子女，她们曾一度想让这些不幸的孩子“走”在自己前面。

他们同样是文明的创造者

        赵曾曾等智障人士勇敢、自信地走进人们的视野，甚乃至戴上了明星般的光环；他们不仅是一道独特的都市风景，更是城市文明的创造者。

        “特奥运动员之间那种非常质朴的友情，永远都让人动容”。华东师范大学“曙光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陆雯君回忆起不久前和特奥运动员相处的种种情景，如此感慨：和他们相处久了，好像自己都变得更纯洁、更无私了。

        陆雯君是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目前是上海２００７年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的志愿者。她非常欣赏、羡慕特奥运动员那种随时随地发自内心的简单的快乐：“你只要给他们一个肯定的眼神、说一声‘棒极了’或者拍拍他们的肩膀，他们就会无拘无束地笑出声来。”

        据说，在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山谷中，有一条美丽的道路，路旁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慢慢走，欣赏啊。”而特奥运动员的微笑，也是在提醒我们少一些匆忙、少一些功利，别忽视了生命中许多美丽的细节。

        现任上海卢湾区辅读学校校长的何金娣是１９９５年来到该校的，此前她曾在市内其它普通学校当过２０年教师。“我这１０多年的精神收获，远多于我前２０年。”她认为，特奥运动员们虽然智商低于常人，但是他们身上那种极为可贵的纯真、善良、知恩图报的品格，那种毫无功利之心的行为，值得很多心智健全的人学习。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何金娣在学校发展最艰难的时候一路坚持下来。

        上海虹口区曲阳街道“阳光之家”的老师张心亚告诉记者，在“阳光之家”，每次课后都会有学员主动倒一杯水给她，还有人给她捶背，一边捶一边问：“老师，舒服吗？”有一位学员，从家里到“阳光之家”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程。一次，他到校后，摊开手掌把一粒捏得有些发软的糖送到张心亚嘴边，说：“张老师，这粒糖给你吃”，并强调：“这是我爸爸同意的，你一定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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