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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堵又高又厚的墙矗立在那里，一边是在阳光下上学、工作、运动的正常人；另一边是拄着拐杖和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他们向往着墙那边正常人的生活、学习与就业，在他们的脸上写着渴望。
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特殊教育研究室主任陈云英博士的“亚太地区残疾人十年的发展纲要及教育改革的方向”报告中的一幅幻灯片。
报告的主题是：打开一扇门。
陈云英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去拆墙。只要工作到位，拆的砖多，就能为残疾人打开一扇门，让他们融入社会，完全平等的生活、受教育与就业。
“这些年，包括我以及许多关心残疾人教育的代表，我们都在不断地写议案、写建议，希望国家能够制定一部《特殊教育促进法》。”３月９日下午，被誉为“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的陈云英代表告诉记者，此前她刚刚提交了一份关于残疾人教育的议案。
在近３０００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本职工作与残疾人福利事业直接有关的有数十位。这其中包括官方机构的官员代表，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王新宪，特殊教育学校老师代表，如山东省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的校长袁敬华，特殊教育专家，如陈云英。也包括日常工作本身与残疾人事业无关，但关心残疾人权益的代表，如山东济宁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姜健。
记者采访了这些代表，了解了他们的议案建议，尝试勾勒出了残疾人特殊教育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教育为残疾儿童融入社会打开一扇门
在我国的６０００万残疾人中，９０％以上生活在农村，而其中有２０％以上的残疾人处于贫困状态。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同时通过教育获得技能后培养的生存能力远远大于纯粹金钱帮扶的意义。
陈云英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假设有５００万残疾人，国家为每个人每月支付３４元的抚养费，以支付期为５０年来计算，就需１０２０亿元。而如果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则可以为国家节省这笔开支。”
近年来，国家逐渐重视特殊教育，首先是资金投入上逐步增加。从１９８９年起，教育部、 民政部、中国残联等设立的特殊教育补贴经费逐年递增，到现在已经达到每年２７２０万元，累计共２．６亿元。各地市设立的专款十几年来达到２０亿元。
残疾人教育的法律法规也在逐步完善。
“这些年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断加强对残疾少年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３月１０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王新宪告诉记者，“宪法和残疾人保障法都对残疾少年儿童享有平等的义务教育权利做了规定。”
据教育部的统计，对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由１９９０年的７４６所发展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５６０所，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在校生数由１９９０年的７．２万人发展到２００４年的３７．１８万人。
仍有许多残疾儿童和青少年被挡在求学的门外
“全国仍有约３０多万适龄视障、听障、智障儿童和青少年因各种原因未能入学。”王新宪告诉记者。除了残疾孩子失学多外，王新宪表示，目前我国的特殊教育资源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匀，中西部地区比较缺乏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目前我国３０万人以上的县还有３５３个没有特教学校。
同时，我国的特教学校，特教班，随班就读的教育质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急需提高。
王新宪讲了一个例子，虽然近１０年来义务教育阶段使用的教材已多次更新，但是北京市盲校的学生用的教材还是１０年前的。
不仅教材陈旧，师资力量也同样存在问题。
“现在特教老师的配备标准是参照正常学生的教师标准执行的。特教孩子和正常孩子本来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如果也按１１４的师生比例，对那些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弱智孩子，怎么可能管得过来？然而有些地方就是拿着政策文件裁特教老师的员。”全国人大代表袁敬华是山东省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的校长，从１７岁开始给村里的残疾孩子当特教老师，至今已１３年了。
“特殊教育在我国发展远远不够，资金困难、没有法律机制支持。国家要发展，教育要跟上，特殊教育也不应例外。”３月７日下午，袁敬华忧心忡忡地说。
“我国目前只有１６００多所特殊学校，在校学生３７万人，和全国６０００万残疾人这一庞大群体相比，远远不相适应，‘特殊教育’成为教育中最突出的薄弱环节。” 王新宪指出。
代表联名呼吁制定《特殊教育促进法》
“要从根本上保障残疾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依靠法律。”在这几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袁敬华都在致力于呼吁国家制定特殊教育促进法。
袁敬华告诉记者，现在有关残疾人教育的政策规定都是附加性的，或是比较原则性的，“残疾人本来就不受重视，法律再不细化就更没人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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