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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情急之下对着他爸爸哭喊：“爸爸，你怎么这么说李老师，不是别人打我，是我自己摔的，是我自己摔的！”
明白了实情的父亲愧疚不已，一言不发离去。
只留下李银环站在教室里，她感到满腔的委屈无处诉说，自己对孩子付出那么多，却换来的是家长的一顿责骂。她跑到了校长办公室哭诉，说自己不想干了。但是一回到教室看到孩子们那渴望和期盼的眼神，心里又割舍不下。
最担心孩子毕业后没有着落
李银环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她的这些孩子从学校毕业后的出路。
“这是我最揪心的，”她说，“教完孩子之后，他们怎么办呢？”尽管从她手上毕业的孩子有一些已走上工作岗位，一些进入普通学校就读，但是大多数孩子毕业后还是立即进入失业状态。
在就业资源相对稀缺的年代，普通人就业都困难重重，这些孩子就可想而知了。为此，李银环也煞费苦心。
为了使孩子们能有一技之长，她在平常的教学中还训练他们缝纫和烹饪技能。
“我们孩子一点儿都不差”，李银环很坚定地点点头，“他们扎的红领巾是这里质量最好的，每年六一节前，都有不少单位来预订。”
但情况并未得到真正改善，学校领导和她自己想了很多办法，大都无功而返。偶尔有好心家长来招一两个孩子，却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有时候我在想，我要是个厂长就好了，把我们的孩子都招进来！”李银环使劲地搓了搓手。
最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特殊教育
对于劳模荣誉，她说自己心情很复杂。
“中国搞特殊教育的那么多，最后选中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平常喜欢说笑、乐观开朗的李银环，在提到“全国劳模”时明显有些难为情。“碰到电视台的来‘录’我，我就很不好意思。”甚至有好几次电视台来录节目，录到一半她就摆手让人家别录了，说感觉别扭。
“李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太谦虚，”学校的张卫东校长说，“她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李银环说：“我寻思只要孩子喜欢，家长高兴，学校领导和老师对我认可，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她目不转睛地望着记者，“我就愿意跟孩子们呆在一起。”
提起自己的孩子，李银环讲了一件往事。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回家看见她就莫名其妙大哭。她再三追问，女儿才说：“今天老师问我们都去哪儿玩过，我坐在老师眼皮底下却没敢举手，我哪儿都没去过！”“那一刻，我内疚得无言以对。”
“也许，女儿长大后就会理解，”李银环说，“生活在阴影中的孩子更需要母爱。”
“以前很多人不了解特殊教育，把我们孩子叫‘傻子’，我们学校被叫做‘傻子学校’，我们都是‘傻子老师’。”李银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人们讲述更多有关特殊教育的故事。
“我作报告的目的是想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特殊教育。”她说只有这样，每次出去作报告才会有底气。“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都来理解、接纳、关爱、尊重我们的残疾儿童，让所有的残疾儿童都能健康、快乐成长。”
夕阳西下，在落日余晖映照下的运动场格外热闹，孩子们正在兴奋地玩篮球。记者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更为热烈地回应记者，虽然是第一次相见，却很有礼貌，他们跟健康的孩子没有两样，或许比一些健康的孩子更热爱生命。
记者在随身的小本上写下一行字：“你们喜欢李老师吗？”大家抢着回应。一个叫丹丹的姑娘很认真地写下：“我———爱———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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